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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阿吒力教的经典及其价值 侯冲

 



云南阿吒力教的经典及其价值





侯冲
 
 


 
 
 阿吒力教经典概述

  在明代及其以后的云南地方文献中,有大量阿吒力密教(阿吒力教)的记载。因所记零散且简略,故对阿吒力教究竟是什么派别的佛教,一直众说不一。目前大致有四种看法:一、从印度直接传人云南的印度密教乙二、从西藏传人云南的藏密;三、从印度传人云南以后以大理一带为中心形成的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密教,即滇密;四、直接从印度传人大理的印度密教和从中原传人大理的汉地密宗的结合体(此观点为笔者未见阿吒力经典时提出的)。

  人们都知道1956年大理凤仪北汤天写经中有不少阿吒力经典,但因被三个不同的单位保管,大多看不到原件,故不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对阿吒力教经典的认识,一直都很模糊,所以在所著中对阿吒力经典均未有具体的说明,也影响了他们对阿吒力教的认识。幸运的是,我们在云南省佛教协会顾问、阿吒力僧赵文焕先生处看到了一些阿吒力经典。在探究这批经典的基础上,我们又陆续收集到其它一些经典,从而深化了对阿吒力.教的认识,这无疑是云南佛教研究的一次突破。由于这批阿吒力经典大多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载录,又大多未为中外《大藏经》所收,故它们的存世,在中国佛教研究中无疑有重要的价值。在实地调查中据阿吒力僧介绍,阿吒力经典一般有经、忏和科仪。基本上是一种科仪有一经一忏。但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仍存世的阿吒力经典,经、忏的数量较少,主要是科仪,并且以小科仪为主。并有一些法会的牌式以及词、表、状、疏、牒式的本子存世。

  云南阿吒力经典为明代佛教
  之“教”所用科仪

  从内容上看,这批阿吒力科仪尽管大都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载录,也大都未为《大藏经》所收,但是它们都来自内地,都为汉地佛教经典。如其中的《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乃引述宗密《盂兰盆经疏》、慈觉《孝行录》和契嵩《孝论》,并且摘取经藏而成。其《教诫》中称“本朝慈觉禅师”,可知思觉与宗慈觉同为宋僧。宗慈觉禅师的《孝行录》久佚, 《仪文》中引述该书部份内容,从而为研究他的的孝道思想和宋代中国佛教孝道思想保存了难得的资料。我们不能因它不见中外历代佛书记载就以为它是云南独有的。又如剑川阿吒力现在荐亡常用的《销释金刚科》,本名《销释金刚经科仪》,见于《续藏经》。明觉连重集《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署“宋隆兴府百福宗镜禅师述”,则它显然为中国僧人著述。从内容上看,它主要以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依据编辑而成,并且必须与坊间刻本《金刚经》(卷首为奉请八金刚、四菩萨等)配合才能举行法会。内地僧人现在已不知道如何使用本科仪,但阿吒力僧还能,这并不证明阿吒力教传自印度并自成体系,只表明阿吒力保存了佛教一些较早的形式。换句话说, 《金刚经科仪》至今仍为云南剑川阿吒力广泛使用,可以说明今天的阿吒力的所作所为,是汉地佛教的部分较早形式的遗存。

  既然阿吒力经典是汉地佛教经典,它们是何时传人的?阿吒力又是汉地佛教中的哪一支呢?
  就云南地方史看, “宋玉挥斧”尽管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大理国与宋代交往不多,且主要以经济往来为主,这是不容否认的。故即使有科仪成书于宋代,也不可能在大理国时期传人云南。到了元代,汉地佛教大规模传人云南,尽管大都是讲禅宗,但也不能排除有科仪的传人。惟当时地方史志中尚无有阿吒力一词,故阿吒力经典大规模的传人,目前暂定为明初。

  明初,明政府将佛教寺院三分为“禅、讲、教”。所谓“禅”、 “讲”、 “教”,在当时的意思是: “其禅者不立文字,必见性方是本宗;讲者务讲明诸经旨义;教者演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 (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对“禅”、 “讲”的含义,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教僧具体的所作所为;不见有人作进一步的解释。究其原因,是没有可资研究的材料。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政府在洪武十六年,又命僧录司官对“今瑜珈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请之用”(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后在《申明佛教榜册》中又规定“显密之教,仪范科仪,务遵洪武十六年颁降格式” (转引自明复著《中国僧官制度研究》第82页,明文书局1981年初版)。这些都是明政府当时对“教”进行管理的措施。

  教僧是从事瑜珈显密法事仪式的经忏僧或应赴僧,阿吒力则至今仍以做祈、荐法事为其主要佛教活动,这个事实说明阿吒力教与明初的“教”在活动方式上比较接近。就现存阿吒力科仪来看,大科仪的真言较有统一的形式,如都有“诸部因缘”等内容,小科仪中也往往有“教有厶厶真言”的行文,牒式中经常出现的“准教故牒”、 “谨按教科”、 “禀演教乘”、 “恭依教科”、 “教法临坛”、 “准教宣扬”、 “秉教奉行”、“准教奉行”、 “遵奉厶A教典”,疏文里面的“拥护教门”、 “今则当教典初行”、“教典当行”、 “当行教典”,状文里面的“禀教科之冒越”等行文,直接将阿吒力科仪称为“教典”、 “教科”、 “教乘”,明确地说明了阿吒力科仪,就是明初佛教三分寸的“教”;阿吒力僧,就是明代的教僧。

  阿吒力经典在云南佛教研究上的贡献
  “教”无疑在明初时就已传人云南。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载:洪武二十一年,明政府发布告令僧司录,让其“行文书各处僧司去,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这说明“教”传人云南与明初的宗教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众多资料表明, “教”传人云南后,为了能迅速发展,教僧就替自己在云南历史上寻找依据。元代以及其以前称僧人为“阿左梨”,为了与之挂钩,教僧就拟出一系列音近的词阿吒力、啊吒力、阿拶哩等。他们还根据当时云南流行的一些说法,编造自己的历史。由于明初《白古通记》将大理说成就是印度,是妙香佛国,大理土著有印度血统,于是就有教僧称:

  “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耶(那)族,姓婆罗门,从梵天口中出生,教习秘密大道” (洪仁撰《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见石钟《考古报告》附录IV,云南省立龙渊中学油印,民国三十六年六月)。
  “稽《郡志》,唐贞观时,大士自乾竺来建大理,以释氏显密之教,化人为善,摩顶授记蒙氏细奴罗,号为奇王,主宰斯土;选有德行者为阿吒力灌顶僧,祈祷雨阳。厥后复有赞陀崛多从摩伽陀国至此,大阐瑜珈密典,著述降伏、资益、爱敬、息灾四术以显化” (杨森撰《老人赵公寿藏铭》,引自《弘圭山碑文摘录》,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档案白族部分192卷)。
  正像《白古通记》有众多附会却为时人推崇一样,教僧的附会在当时也很流行,所以在明代云南地方史志中频繁出现了“阿拶哩”、 “啊吒力”、 “阿吒力”等词,不仅李元阳称赞陀崛多“阐瑜珈密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吒力者皆服其教” (万历·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三)。曹学也有摩伽佗“阐瑜珈教,演秘密法,甚灵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吒力者宗其教” (曹学《云南名胜志》卷十六《永昌府志胜·腾越州》)的记载。应当看到,这些名词和这些记载都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在元代以前并没有。它们在明代云南地方史志中出现以后,给后人研究阿吒力教造成了不少误解,以为云南阿吒力教直接传自印度。

  对阿吒力科仪的研究,可以解开云南阿吒力教之谜。明万历九年抄本《诸斋道场牒式、状式、词式、表式合本》成书的年代比李元阳等人的记载稍早,它的存式,证明阿吒力并非观音大士所选,阿吒力所习与赞陀崛多所传也风马牛不相及。阿吒力为明代的“教”,所用科仪与当时全国其它地方所用相同。

  书中所录的九州牒、十三布政司城隍牒、各布政总城隍牒,显然不仅是云南而是明代全国各地通用的牒式。 “祝国表”、 “谢恩表”也为当时全国通用的表式。这些表、牒说明阿吒力不是云南独有的,在明代,这种形式的佛教通行全国。而“破狱关”中“依科修建瑜珈显密道场一供”的文字,说明当时阿吒力所做上述道场、斋事,与瑜珈显密部都有关系。这无疑是当时的人以为阿吒力所宗为赞陀嘱多阐演的瑜珈秘密教的原因。弄清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阿吒力为梵僧从印度传来这一看法不如实。

  康熙《云南通志·凡例》中对阿吒力的记述也让后人对阿吒力产生了误解。其文云:“二氏虽吾儒所不道,然历代相沿,其教卒不能废,志滇者何独弃之?若阿吒力等教,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删之何疑?”在《诸道场牒式、状式、词式、表式合本》中,我们看到其中有“玉帝状”、 “三元状”、 “玉帝词”、 “青旦词”、 “梓潼词”、 “玄帝词”、 “九天词”、 “玉皇表”、 “玉帝表”等现在阿吒力僧也常用的词、表、状。严格说来,这些东西不是佛教的,但事实上它又是佛教僧人当时常用的。结合现存阿吒力科仪和明代修建的佛教建筑可以看出,将道教的内容吸收在佛教里使用,在明代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明代的“教”是秘密传人中国后在唐宋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显宗结合的产物,所以尽管保留有不少密教的汉译真言,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是自成系统的密教,而只是中国汉族密教的通俗化。在这种情况下,道教的一些神及相关的内容出现在阿吒力僧日常所用的科仪中,是很正常的。康熙《云南通志·凡例》中所以会称阿吒力教“非释非道”,是由于明代佛教的“教”到了清代后,在内地已无影响,当时的人对之又一无所知,故到“教”仍兴盛的云南后,凭一己之见对之作了并非真知的判断。事实上,阿吒力教不是道教是佛教则是无庸置疑。

  明代云南佛教文献中,每记述阿吒力时,都只称为密僧,这无疑是片面的。因为阿吒力在修建道场时,由于科仪一部分为教诫、仪文、提纲和密教,必须将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圆满地完成一台瑜珈显密法会,僧人也就至少分为主教法师(又称秉教法师,统管道场全面工作)、主仪法师(负责仪文的唱念)、提纲法师(负责提纲部分)和主密法师(又称为密教师,负责密教部分)。细分则还有掌坛法师(负责主持某一坛法事)、主经法师(按法事进行程序唱念相应佛经)、表白法师(在需要时进行表白的法师)、礼忏法师、钟鼓法师、铙钵法师等等。而且不论何种法师,都只是暂定的。任何可以使用的“佛法僧三宝印” (或者“觉皇宝坛印”)的人,只要能吹、打、唱、念,都可以充任主教法师或密教师以及其它法师。并不是只有密僧来行持法事,更不是密僧只会行持与密有关的法事活动。所以明代云南地方文献中的“(秘)密僧”、 “吒力”等等,其实就是当时佛教寺院三分时的教僧,其意思并非只是密僧。明代云南地方史志对他们的记载,由于受《白古通记》的影响,有不少地方需作仔细考究才能弄清真相。

  从科文还可以看出,教僧一开始肯定是沙门(按当时的记载,不排除一些僧人私有眷属,潜住民间的情况)。他们在词、表文中称“沙门某”、 “比丘某”,所用科仪则有“比丘某”的字样。所以阿吒力僧并非都是在家僧。从《请祖法事》则可以看出他们都出自禅宗,并按禅宗(有临济、曹洞、云门等宗)谱系排定法名。而且大部分的科仪都出自禅僧之手。这就说明阿吒力教与禅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往所谓禅宗在明清时期取代阿吒力教的说法,并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正是由于“教”与禅宗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故数年前仍健在的建水、丽江等地的禅宗僧人,也会使用阿吒力科仪。

  按照传统的规定,必须是受过比丘戒的僧人才可以使用“佛法僧三宝印”。后来因为僧人没了传承,一批受过菩萨戒的在家居士继承了教僧的事业,与僧人有区别的地方是“缁流某”,在所用的科仪中也用这一称呼。但个别科仪中也有因脱漏而未解,仍使用“比丘某”情况。因此阿吒力在一些地方成了世袭,并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当然,由于阿吒力行持法事是照本宣科,故在科仪和经典遗失或焚毁后,一些重要法事活动也就随之消失了。但一部分经典的存世,自然也就为解开云南阿吒力之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阿吒力经典是中国民俗佛教的重要资料
  明代的“教”并不是明代形成的。它是唐宋及其以后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所以,教僧使用的科仪也不都是明代才形成的。它们都是明代以前就已成书并流行于各地。研究这些科仪,是研究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资料。

  佛教中国化的总趋向是世俗化。但中国佛教明显的世俗化是在五代北宋之际,具体的表现是从学理型佛教过渡到民俗佛教。此后到20世纪晚清的一千多年,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对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佛教史上,五代北宋至晚清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真正表现,被视为中国民俗佛教或中国俗佛教时期。但是,“民俗佛教研究是长期遭人忽视的领域。以往佛教史籍多偏重于介绍学理佛教方面的高僧、教理、事件等,这样并不足以反映中国佛教的全貌,尤其不能突出佛教用于社会教化的功能” (李四龙《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四期)。很大程度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缺乏足资研究的资料。

  当前,人们正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重新省察佛教,反思以往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工作,重新检察宋元明清佛教的历史价值。现存阿吒力经典如《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 《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销释金刚经科仪》等等宋代中国僧人著述及大量明代教僧所用科仪,无疑就是这一工作中值得重视的新资料。但由于现在存世阿吒力及阿吒力经典已经不多,为适应这一契机,对云南阿吒力教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培养新生力量,可以说是对中华古代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重要措施。而对云南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阿吒力教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以后中国民俗佛教尤其是明代的“教”的认识,这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由于各种原因,对阿吒力的认识因为仅仅是凭借有限的历史记载,所以一直未能如实的了知,对阿吒力经典的认识也存在不少失误。现在发现新资料了,希望大家对之给予一定的关心注意,对其加以妥善的保护,并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之加以研究。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云南佛教史、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都是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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